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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回收的這段日子裡,曾經也遇過許多拾荒者抱怨地方回收商給的價格不好、會被扣重的經驗,也因此我們實地訪問在地回收站的看法,希望能更加認識事情的全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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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場裡的麥芽糖與腳踏車

「這裡以前,就像個遊樂場...」老闆這麼說著。

「在我阿公那個時候,做回收的不像現在都是老人家,還有很多小朋友,這裡像個遊樂場,那時候回收場裡都有一罐麥芽糖跟好幾台腳踏車,有時候有些小朋友撿太少來換不到錢,我阿嬤就會拿個冰棒棍弄一個麥芽糖給他吃,或是可以換租腳踏車,那時候腳踏車很稀有,他們就很高興,那時候的小朋友現在都50、60歲了,還是常跟我提起那段時光。」

 

老闆的回收站位於台北邊郊住宅區中的一塊空地上,旁邊堆滿了各種回收物、廢電器、鋼條,從早上6點開始,回收場就開始有人潮來賣回收物,回收場門品有一塊價目表,公告著現在的價格,價目表的數字是可以抽換的,這個回收場非常熱鬧,許多拾荒者推著推車、騎著腳踏車、機車或鐵牛,從四面八方把回收物運來,在鐵皮屋前排隊,準備過地磅,老闆跟好幾個後工作動作迅速將回收物秤重、報價、分類,一邊收購,一邊卡車就在旁邊等著裝貨出貨,老闆說:「要快要快,東西不能堆,我們這裡這麼小,一堆就被鄰居檢舉。」
 

「會來做這個的,都是低收補助請不過的、生病的或是那種沒辦法出去賺錢的,有阿嬤要幫孫女繳學費的,50歲到80歲的,我們這裡就像是大家的銀行,你只要拿過來就可以換到一些錢,賺到了基本的生活所費,就不用去犯罪了嘛,就不需要警察了。」

地方回收站,是都市的廢棄物清運系統中,唯一可以讓拾荒者可以工作賺取所費的,但隨著都市的發展,回收站愈來愈難生存,所以當一個回收站倒閉,意謂著拾荒者可能就沒辦法得到收入,生活無以為依,或是需要多走1-3小時,到另一個回收站賺錢。

看守台灣協會的謝和霖秘書長說:「雖然地方政府的清潔隊也有在收回收物,但大多是籠統地把許多類回收物混合收集,分類品質並不好,且夾雜著許多回收處理管道不足、沒有市場行情的回收物,甚至垃圾,不利於後續的分類回收處理。因此城市光靠政府的清潔隊根本不夠,還是很需要仰賴這樣的民營回收業者處理回收物,讓這些回收物不會進入垃圾的系統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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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性的排除,即將消失的回收站

「回收站過去撐起的扶貧與環保價值也將隨之凋零」

 

老闆:「這個城市愈進步,我們這種回收場關一家少一家,不是開在墳墓旁,就是山頂,你是要歐巴桑送到死喔?!因為台北市做都市規劃,都是改成住宅區商業區,我根本找不到地,別人也不想跟我們做鄰居,政府可以用河堤外的空間,或是高架橋下面圍個地方做清潔隊,但我們並不行!」

對地方的回收商而言,最大的困難是2件事

1.空間排除
回收場所需的佔地極大,過去多佔用都市邊郊地區,隨著都市發展,回收場逐漸難以負擔高額租金,甚至是無地可租,加上本身所處的環境,會產生噪音與貧窮者出入,大多數是都市居民的鄰避設施。

2.體制排除
環境法規的與時俱進,對於最基層的回收業者而言,卻覺得窒礙難行。

老闆:「以前我們都可以拆(回收物),分類做好再交給大盤,政府現在規定沒有牌就不能拆,我們這種小的沒辦法申請,說這種東西要有專業的人才不會有毒,有些東西就沒有毒啊,簡單分類好就好,像電鍋、音響都有塑膠也有鐵啊,我不分類大盤不收,大盤也不會去拆那個,他們哪有那個時間,我也不能拆,拆了又被罰錢。很多東西原本可以收變得不能收,做回收好像在做賊一樣。」

除了環保法規的收緊之外,民眾的檢舉,也進一步的強化政府對於回收業者的排除。

老闆:「我們現在空間變這麼小,有些阿桑來賣,排隊的時候很容易就排到馬路上,他們都是老人,能多快?常常被民眾檢舉,民眾檢舉一通他最大,政府來就要開單,就叫我們趕快處理,啊都是老人可以多快,我們也曾經連署過啊,想說是不是可以來協調一個方法,大家好做事,我們就連署很多人,把東西陳情上去,結果一通電話都沒有...」

地方回收商,因其外部成本:噪音、髒亂,使其成為都市的嫌惡設施,但若地方回收商消失於都市之中,更基層的拾荒者該如何生活?原本由地方回收業承接起的回收量,是否又加重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?或許我們該思考的不是「地方回收商與拾荒者應不應該存在」,應該去思考的也許應該是,「如何讓地方回收商與拾荒者好好存在」,讓這樣的生態可以承接更多貧困的人。

訪談的最後,老闆跟我說:「我今天讓你訪談,說出我們的困難,不是要你幫我這一家,你幫我,頂多幫20、30個甘苦人,但要是你讓我們回收站、拾荒者的困難被大家知道,那是幫到好幾千好幾萬人!」

--後記--

 

「拾荒者有沒有被剝削」是這次計畫最想知道的問題之一,因此我們訪談了一位願意接受訪的回收商老闆,希望可以補充不同視角的看法,但回收產業一直是比較檯面下的產業,能談的人相對的少,在訪談,還是沒有找到「拾荒者有沒有被剝削?」的答案,但卻發現,每個角色都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不由自主,權力關系與支持網絡同時並存,拾荒者的困境,也許並不是誰的錯,也許是整條產業鏈上的每個角色,大家都做改變一些,就會有很不一樣的改變。

百味夥伴:有沒有像大哥這樣比較願意說的同行?

老闆:大家都不會願意講啦,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好,我真的很佩服你們敢寫這件事,不怕人打不怕人弄,我們一旦表態,別人卡著我生意都不用做。我們的同行也有一些有在做善事,做很多衣服褲子給老人穿,但就默默做,不會說啦。

那地方回收商有沒有剝削拾荒者?
 

「有人說我是好人,有人說我是壞人,很習慣了拉」


老闆說:「像是以前一台電腦,可以賣到250元,但現在一台只剩20元,價格也不是我決定的啊,政府調整了規定,說我們回收商不能拆,但我們不拆,中盤就不收,所以價格就掉,拾荒者就會說啊怎麼差這麼多,覺得我們賺很多。現在限制更多,必須要國內常見品牌才補助,有些人拿來電腦,我根本賣不出去,但又不好意思讓老人家搬半天還沒有錢,就只能給個10塊。」

對於地方的回收商與拾荒者而言,經常無法跟上政府回收政策的步調,什麼回收有補助,什麼沒有,哪些原本可以回收,然後現在不能回收,常常都是資訊的末端,反而讓拾荒者跟地方回收商之間產生衝突,拾荒者也常在收入不足的情況下,試圖用各種方式提高利潤。

「像阿姨他們來賣,為了增加重量,有時候夾雜木頭、紙板摻水、夾雜垃圾呀,他們都很聰明啦(笑),看回收阿嬤很辛苦,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如果我要做壞人,就對阿姨說你東西拿回去我不要收,但我沒有,像牛奶盒現在根本沒價格,混在紙裡面我也不會叫他撿起來,只要不要撿一大包來,我還是收。」

「以前我的紙一公斤2.6元,那時候有零頭我就四捨五入,有些阿姨很聰明,分批賣,一次給我賣1公斤,變1公斤3元,我們賺的5毛剛好沒有賺,之後就規定10公斤後才能四捨五入,就不會有這麼多人擠來賣那一點點,但就常常被說我們欺負他們這些老人,跟我吵的厲害,但有時候又跟我很好,啊我都習慣了,你想想,人家歐巴桑為了一兩塊走這麼遠,一天走好幾趟,我們一天隨便也比她好,他們就是沒賺錢的機會,這就是他們的生存之道嘛,我只能把我們的規定做好,減少糾紛!」

剝削與支持並存的回收產業,看似壓迫者的存在,往往是被更大的結構所擠壓,消除拾荒者的貧困不該是在回收產業去尋找那個壞人並消滅他,而是大家一起做一點,讓彼此一起離開這個互相壓迫的結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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